A：我在这里想先厘清一些关于基金会架构中，关于源头和目的之间区别的概念：

首先，当我们在讨论基金会涉及到公募/公共或私人的区分时，指的都是基金会善款的源头：也就是说：基金会是仅接受特定个人/群体的捐款、还是能够以公开方式进行募集。比如刚刚举的例子：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就是一个私人基金会，基金会资产的来源来自于其个人、家庭、家族或特定群体。

其次，当我们讨论基金会慈善、资产规划的概念时，则指的是基金会创设的目的。从实务角度出发，创设目的一般可以分为三种：

1)公益目的：比如慈善、教研、医疗、卫生、救灾等公共利益目的；

2)私益目的（Private Interest Foundation, PIF）：比如二代接班、债务隔离、遗产规划等个人或家庭利益相关的目的；或者

3)混合目的（Hybrid Interest Foundation）：即同时存在公益和私益两种目的的情况。

譬如，按照《美国联邦税法典》（IRC）501(c)(3)的规定：不论是公共慈善机构（Public Charity）或是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都需要以公益为目的（包括：慈善、公共安全、科学等）而设立。而国内《基金会管理条例》也做出类似规定，不论是公募型基金会抑或非公募型基金会，都是需要“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大部分国家对基金会都是有此类规定。

因此，如果从家族资产规划（Estate Planning）的角度来讲，在此类将基金会创设目的作出特地限制的司法管辖区，仅简单搭建一个基金会，只能作为慈善公益目的，并无法直接实现财富传承的目的。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将慈善及公益事业完全视为一种需要不断传承的“精神财富”，则此类基金会的确可体现“精神传承”的目的。

A：许多人常常称基金会就像是“大陆法系的信托”，的确，从创始人与设立人、理事会与受托人的对比上看，信托与基金会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

但基金会与信托存在一个最大的、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基金会本身，是一个没有股东、没有股本、但有法人独立地位的法律实体。因此，基金会对于资产并不需要分离法律所有权（Legal Ownership）以及受益所有权（Beneficial Ownership）。

这带来了几个好处，我也简单说明如下：

1)债务的安全隔离：在绝大部分法区中，资产注入到基金会的两年（有的法区为一年）内，如（潜在）债务人未能及时充分了解对该基金会资产注入的情况；或者在知道后，也没有积极主张（一般在实践中指的是债权人到法院成功提告）该注入行为的无效/违法，则该资产注入基金会有效，资产就完全隔离独立于创始人而成为基金会资产。

譬如在《2010纳闽岛基金会法案》中，就有明确规定：“如债权人在基金会设立两年后提出诉讼主张，或债权登记在基金会设立两年期限内但其未能在登记后一年提出诉讼主张的，基金会的资产注入不视为欺诈”。在信托中，如在诉讼人债权人证明了其主张，则信托本身有可能被法院将该部分资产视为一个以债权人作为受益人的信托，从而导致信托资产的流失；

2)对“受托人”的顾虑：对于不熟悉普通法系的高净值人士而言，将资产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受托公司，而受托人是否真的会按照信托契约的约定执行，都可能存在疑虑。

而基金会的创设的优势就在此：创始人可以自行指定理事会成员，并保留修订章程的权力（部分法区为了保证基金会的独立性，对此作出限制）。高净值人士在创设基金会时，完全可以自行选择信任的家人、专业机构列席理事会，通过“创始人 – 理事会 – 基金会 – 基金会资产”的管理链条，保证基金会目的的准确、完整、及时的实现。

同样的优势也在其他法区中有类似规定：譬如在《塞舌尔基金会法案》中，明确规定了创始人可以保留其修改章程、任命且罢免理事的权利。纳闽岛也在其基金会法案中规定：创始人可以在章程中保留相关权利，并在章程中载明是独立行使或是转让权利给理事。而耿西岛的基金会法同样载明：创始人可以通过章程规定保留相应权利。

不过前述的例子，并不代表基金会优于信托架构，而只是依照客户各自需求及考虑的角度来选择即可。譬如如只是在信托环节存在对受托人的疑虑而已，高净值人士完全可以通过设立私人信托公司（Private Trust Company）作为受托人，私人信托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则是家族成员，在当地信托法的架构下，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信托，这样也可在“受托资产管理及控制力”与信托的有效性中，达到充分的平衡作用。

3)最后是有关受益人的部分：一般来说在信托架构下，除了目的信托（Purpose Trust）、或者慈善信托，绝大部分为了资产保护成立的私人信托，需要设定确定的受益人。但是在基金会的架构中，基金会的创设目标（Purposes or Objects），是一个“泛指但可执行”的目标。因此，私益或者公私益混合型基金会在制定章程时，可以选择暂时不设置受益人。

这有什么好处呢？在此最后举一个萨摩亚基金会法的规定为例：萨摩亚基金会在创设目的中，并没有要求设置受益人，或者设置保护人以来保证目的的实现。因此进一步来看，只要基金会章程没有明确规定，那么管理基金会的理事会（类似信托里面的受托人）对潜在的受益人，事实上不存在“受信义务（Fiduciary Duty）”。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限制继承人为了争夺资产而对基金会的存续造成影响；同时除非章程另有规定，否则资产的分配，就需要理事会的一致同意，这时当受益人处于债务缠身的状态时，债权人也无法就基金会资产主张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