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人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其发起设立或受赠的慈善组织的利益、不得损害受益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捐赠人与慈善组织发生交易行为的，不得参与慈善组织有关该交易行为的决策，有关交易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第十四条）；

捐赠的财产应当是捐赠人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捐赠的实物应当具有使用价值，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标准；捐赠本企业产品的，捐赠人应当依法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第三十六条）；

捐赠人与慈善组织约定捐赠财产的用途和受益人时，不得指定捐赠人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捐赠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赠违反法律规定宣传烟草制品，不得利用慈善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法律禁止宣传的产品和事项（第四十条）；

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或者签订书面捐赠协议后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经向公开承诺捐赠地或者书面捐赠协议签订地的民政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后，可以不再履行捐赠义务（第四十一条）；

国有企业实施慈善捐赠应当遵守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履行批准和备案程序（第四十三条）；

捐赠人不得要求分配慈善组织的财产（第五十二条）。

捐赠人有权查询、复制其捐赠财产管理使用的有关资料；有权要求受赠的慈善组织改正其违反捐赠协议约定的用途、滥用捐赠财产的行为，有权在其拒不改正时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二条）；

捐赠人有权在受赠的慈善组织变更约定的捐赠用途时，给予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见（第五十五条）；

捐赠人有权及时了解受赠慈善组织开展定向募捐情况及募得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第七十四条）；

捐赠人有权要求受赠慈善组织在信息公开时，不披露其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第七十六条）；

捐赠人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境外捐赠用于慈善活动的物资，依法减征或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第八十条）；

经受益人同意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捐赠人有权对其捐赠的慈善项目冠名纪念（第九十条）。

1. 无论我国的法律、政策规定或有关部门的窗口指导，始终倡导慈善精神、弘扬慈善文化。企业无论何种原因实施捐赠，均应当遵循自愿、无偿原则，特别应当知晓捐赠财产的应当全部用于“公”益。

2. 并非所有的“爱心捐赠”均属于我国法律规制中的捐赠行为，也就并非任何捐赠均可享受税收优惠，更非捐赠金额全部可以享受税收抵扣。

3. 企业家在签订捐赠协议时，务必应当审慎对待。

应当在综合考虑支付能力、程序审批、税收筹划以及可能发生的合法关联交易等因素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主体作为捐赠人。

受赠方提供的捐赠协议文本中，通常要求捐赠人选择捐赠用途为“限定性”还是“非限定性”。对于捐赠人的权利保护和权益实现而言，除了区分捐赠用途是否符合受赠方所提出的限定与非限定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不违反《慈善法》要求的前提下运用好合同法原理，明确规定与用途相匹配的受赠方具体义务。

由于受赠财产来源及所有权的特殊性，受赠方一般很难实际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因此在设置捐赠财产的支付进度时，除了要考虑己方的支付能力、税收筹划等因素，务必应当根据捐赠目的、目标公益项目的具体情况等设置相应的捐赠支付进度，从而将风险控制于未然。

鉴于目前慈善法律规范较为原则、尚无司法解释指导司法实践，因此捐赠人万万不能将纠纷发生时的裁判权全部交予法官自由裁量。从目前判例来看，审判的主要依据还是捐赠协议中双方的意思自治，且倾向于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受赠方。那么，捐赠人就应当尽量在捐赠协议条款设计时，充分考虑捐赠协议不能履行、无法履行、难以履行以及受赠方怠于履行、有关部门干预、负面舆情影响等情形，预设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承担机制，从而避免捐赠人权利的行使陷于僵局。

结

语

自愿行为依靠的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利自治，法律的确定性与交易的稳定性格外重要。第三次分配的到来，让《慈善法》真正与“公益圈”外的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家等大额捐赠人产生了连接。此类捐赠人，可能在捐赠路径、捐赠用途的等方面的选择上更为理性、更具目的性。因此，基于法律规定的捐赠人权利与义务规范，科学筹划捐赠行为，方能真正助力共同富裕。